王国维死因

遗书（参见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》总目）

王国维死后，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。遗书条理清晰，考虑周密，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。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。但遗书一开头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。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”十六字，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，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，又难以确论的“谜面”。

二、死因

对王国维死因，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。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：

“殉清”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，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——王国维以秀才身份，被溥仪破大清“南书房行走”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，召其直入“南书房”——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，逢“覆巢”之将再，以自杀而“完节”似乎也是情理之中。所以梁启超以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，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、吴宓等均持此说。鲁迅在《谈所谓“大内档案”》一文中，称王“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”，可见也为此论。但反对此说者认为，王国维与罗振玉、郑孝胥、陈宝琛辈有别，郑等效命清室复辟，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。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，心无旁骛，潜心学术。他虽“忠清”，却不充其鹰犬，以至“愚忠”至“殉清”程度。所以当时就有人说：“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，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？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？”

“逼债”说当年溥仪在其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说：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，事被罗振玉知悉，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，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，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，遂愧而觅死。当时报纸还传，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，欠罗巨债。罗在女婿（王长子潜明）死后，罗、王已生隙，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，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。王国维一介书生，债务在身，羞愤交集，便萌生短见。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，几成定论。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，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。

“惊惧”说1927年春，北伐军进逼北方，而冯、阎两军易帜，京师震动。有人认为，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，蒙受耻辱；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，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，所以与其被辱，莫若自我了断。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，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。

“谏阻”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，是以“尸谏”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，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，并认为王、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。

“文化殉节”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，且精神相通、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“殉清”论王之死，后又认为：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，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，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，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；迨既达极深之度，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。”

“诸因素”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，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，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——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，回想起“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”的箴言，遂“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”。也许，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“谜底”

作者介绍

王国维

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，字静安、伯隅，号观堂，浙江海宁人。1901年赴日本留学，次年因病归国，执教于南通师范学校，讲授哲学、心理学、伦理学等，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，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、图书馆编译、名词馆协韵等。1916年，赴上海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，从事甲骨文、考古学研究。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。翌年，应召任清逊帝溥仪“南书房行走”，食五品禄。1925年，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，教授古史新證、尚书、说文等，与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李济并称“五星聚奎”。1927年6月，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，遗书中有“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”之语。陈寅恪称其“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，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，一姓之兴亡。”静安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美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词学家、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，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、美学、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。著有《观堂集林》、《宋元戏曲考》、《曲录》、《人间词话》、《人间词》、《殷周制度论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