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"全诗赏析

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

出自宋朝王安石的《登飞来峰》

原文赏析：

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(飞来山一作：飞来峰)
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

拼音解读：

fēi lái shān shàng qiān xún tǎ ，wén shuō jī míng jiàn rì shēng 。(fēi lái shān yī zuò ：fēi lái fēng )
bú wèi fú yún zhē wàng yǎn ，zì yuán shēn zài zuì gāo céng 。
※提示：拼音为程序生成，因此多音字的拼音可能不准确。

译文及注释

译文
飞来峰顶有座高耸入云的塔，听说鸡鸣时分可以看见旭日升起。
不怕层层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野，只因为我站在飞来峰顶，登高望远心胸宽广。

注释
选自《临川先生文集》（中华书局1959年版）。飞来峰：即浙江绍兴城外的宝林山。唐宋时其上有应天塔，俗称塔山。古代传说此山自琅琊郡东武县（今山东诸城）飞来，故名。
千寻：极言塔高。古以八尺为一寻，形容高耸。
不畏：反用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“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”句意。
浮云：暗喻奸佞的小人。汉陆贾《新语》：“邪臣蔽贤，犹浮云之障白日也。”唐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：“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”
缘：因为。
眼：视线。
塔：铁塔。
最高层：最高处。又喻自己是皇帝身旁的最高决策层。
鸡鸣见日升：鸡鸣时可以望见太阳升起。

参考资料：
高克勤．王安石诗文选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：48
王运熙．历代诗歌浅解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99：216
刘永生．宋诗选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7：84
王文君．古诗名篇选析：未来出版社，1985：59-60
中山大学．王安石诗文选注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75：207
原建平．初中文言文全解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13：195

赏析

这首诗的第一句，诗人用“千寻”这一夸张的词语，借写峰上古塔之高，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。诗的第二句，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，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、胸怀改革大志、对前途充满信心，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。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，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。古人常有浮云蔽日、邪臣蔽贤的忧虑，而诗人却加上“不畏”二字。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，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。这两句是全诗的精华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：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，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。在写作手法上，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。峰在绍兴市区，而峰上更有应天塔，登塔可俯瞰全城，足见其高。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。承句写目极之辽远。承句用典，《玄中记》云：“桃都山有大树，曰桃都，枝相去三千里。上有天鸡，日初出照此木，天鸡即鸣，天下鸡皆随之。”以此验之，则“闻说鸡鸣见日升”七字，不仅言其目极万里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，颇具气势。虽是铺垫之笔，亦不可等闲视之，实景语中的高唱。且作者用事，深具匠心。如典故中“日初出照此木，天鸡即鸣”，本是“先日出，后天鸡鸣”，但王安石不说“闻说日升听鸡鸣”，而说“闻说鸡鸣见日升”，则是“先鸡鸣，后日升”。诗人用事，常有点化，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，或用事失误目之，恐意有另指。

转句“不畏”二字作峻语，气势夺人。”浮云遮望眼”，用典。据吴小如教授考证，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，如《新语·慎微篇》：“故邪臣之蔽贤，犹浮云之障日也。”王句即用此意。他还有一首《读史有感》的七律，颔联云：“当时黯暗犹承误，末俗纷纭更乱真。”欲成就大事业，最可怕者莫甚于“浮云遮目”、“末俗乱真”，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，恰败于此。诗人良苦用心，于此诗已见端倪。

结句用“身在最高层”拔高诗境，有高瞻远瞩的气概。转、结二句，绝妙情语，亦千古名句；作者点睛之笔，正在结语。若就情境说，语序应是“因为身在最高层，所以不畏浮云遮目”，但作者却倒过来，先说果，后说因；一因一果的倒置，说明诗眼的转换。这虽是作诗的常法，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。

这首诗与一般的登高诗不同。这首诗没有过多的写眼前之景，只写了塔高，重点是写自己登临高处的感受，寄寓“站得高才能望得远”的哲理。这与王之涣诗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相似。前者表现一个政治变革家拨云见日、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，后者表现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，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励之意。

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与苏轼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一脉相承，表现技法极为相似，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，比喻“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，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，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，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。”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，比喻“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，是因为没有全面、客观、正确地观察事物，认识事物。”两者都极具哲理性，常被用着座右铭。

创作背景

《登飞来峰》为王安石30岁时所作。皇佑二年（1050）夏，他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，途经绍兴，写下此诗。这首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。此时年少气盛，抱负不凡，正好借登飞来峰抒发胸臆，寄托壮怀，可看作万言书的先声，实行新法的前奏。

参考资料：
王运熙．历代诗歌浅解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99：216

简析

山是高耸的，塔是高耸的，山顶上的塔更是高高耸立的。飞来峰和它上面的宝塔总共多高？不知道。诗人只告诉我们，单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——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。诗人还讲了一个传说：站在塔上，鸡鸣五更天就可以看见海上日出。请想想飞来峰那耸云天的气势吧！

从全诗看，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”的胸襟境界，只有登上天外飞来的高峰才能触发得出；但无“闻说鸡鸣见日升”作铺垫，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。

只有登上“飞来山上千寻塔”，才能用见日出闻天鸡的故实；也只有在天外飞来的高峰见日出闻天鸡，才能导出不畏末俗乱真、站得高看得远的胆识气概。思绪条贯，勾连紧密；天衣无缝，一气呵成；前后关照，浑然一体。

赏析

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勇往直前、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。诗的第一句，诗人用“千寻”这一夸张的词语，借写峰上古塔之高，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。诗的第二句，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，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、胸怀改革大志、对前途充满信心，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。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，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。古人常有浮云蔽日、邪臣蔽贤的忧虑，而诗人却加上“不畏”二字。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，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。

前两句是全诗的精华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：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，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。在写作手法上，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，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，足见其高。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。承句写目极之辽远。承句用典，《玄中记》云：“桃都山有大树，曰桃都，枝相去三千里。上有天鸡，日初出照此木，天鸡即鸣，天下鸡皆随之。”以此验之，则“闻说鸡鸣见日升”七字，不仅言其目极万里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，颇具气势。虽是铺垫之笔，亦不可等闲视之，实景语中的高唱。且作者用事，深具匠心。如典故中“日初出照此木，天鸡即鸣”，本是“先日出，后天鸡鸣”，但王安石不说“闻说日升听鸡鸣”，而说“闻说鸡鸣见日升”，则是“先鸡鸣，后日升”。诗人用事，常有点化，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，或用事失误目之，恐意有另指。

第三句“不畏”二字作峻语，气势夺人。”浮云遮望眼”，用典。据吴小如教授考证，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，如《新语·慎微篇》：“故邪臣之蔽贤，犹浮云之障日也。”王句即用此意。他还有一首《读史有感》的七律，颔联云：“当时黯暗犹承误，末俗纷纭更乱真。”欲成就大事业，最可怕者莫甚于“浮云遮目”、“末俗乱真”，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，恰败于此。诗人良苦用心，于此诗已见端倪。第四句用“身在最高层”拔高诗境，有高瞻远瞩的气概。作者点睛之笔，正在结语。若就情境说，语序应是“因为身在最高层，所以不畏浮云遮目”，但作者却倒过来，先说果，后说因；一因一果的倒置，说明诗眼的转换。这虽是作诗的常法，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。

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与苏轼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一脉相承，表现技法极为相似，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，比喻“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，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，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，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。”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，比喻“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，是因为没有全面、客观、正确地观察事物，认识事物。”两者都极具哲理性，常被用作座右铭。

用诗歌阐述政治、学术见解，议论时事，评说历史，这是宋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。该诗在描写景物中，含有深刻的理趣。诗人没有记叙登山的过程，也没有细写山中之景，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“千寻塔”的最高层，抒写心中的感受。全诗四句二十八字，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，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，都得到了充分反映。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其一，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；其二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。简言之，即“哲理的诗化，诗化的哲理”。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，仍觉意蕴深沉，豪气满怀。

参考资料：
雷启洪．王安石诗文赏析：广西人民出版社，1986：10-12

作者介绍

王安石

王安石（1021-1086）字介甫，抚州临川（今江西抚州西）人。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改革家，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仁宗庆历二年进士。授签书淮南判官。七年，知鄞县，兴修水利，贷谷于民，严整保伍，治绩卓著。历舒州通判、知常州。嘉祐三年，入为三司度支判官，上万言书，主张变法改革、培养人才，未被采纳。迁知制诰，以母丧去职。神宗即位，知江宁府，旋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。熙宁二年，拜参知政事，力主变法，与神宗意合，乃设置三司条例司，理财整军，力谋富国强兵。三年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陆续颁行农田水利、青苗、均输、保甲、免役、市易、保马、方田等新法，又改革科举、学校制度。七年，因遭司马光、文彦博、韩琦等强烈反对，罢相，知江宁府。八年，复相。九年，再罢相，出判江宁府。元丰三年，封荆国公。卒谥文。提倡新学，曾与子雱及吕惠卿重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官》，为《三经新义》；又撰《字说》，文字训诂亦多与前人不同。主历史变化之说，强调“权时之变”，反对因循保守。诗文多反映社会现实，抒发政治抱负，风格雄健峭拔，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有《临川集》，一名《王文公文集》，又有《周官新义》、《诗义钩沉》、《老子注》辑本。…详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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